黄山市要改回“徽州”、勉县要变成“定军山”……这几年，有不少地方在张罗改地名。8月3日，有媒体“关注改地名现象”，特地为更名算了一笔账：西部一个县要改名，光是换印章牌匾，100万元都打不住。这还不包括工商登记、地名标识、地图标注等明的暗的各类成本，更不用说因人们对新旧地名见仁见智而带来的民意撕裂。

既然成本这么大，为什么总有人热衷于打改地名的主意呢？这其中有一些文化人希望保护所谓地名文化的因素，但更多的是一些地方官急功近利，不从扎扎实实发展经济、繁荣文化入手，而是像搞各类“面子工程”“政绩工程”一样，梦想换个名字，就能一夜之间丑小鸭变天鹅，提升地方知名度，找到发展“捷径”。这些文人也好，官员也好，把功夫花在折腾地名上，恰恰反映出一种文化上的“懒人”思维、行政上的“懒政”思维。

特殊情况下的地名更改，比如区划调整、撤县建市等等，无可厚非。但除此之外的地名更换，必要性就值得怀疑。

先说这地名与文化。地名如人名，只需好听、易记，如果有典故就更好。最后这一点往往是有人热衷改地名的重要理由，尤其是偏执于某一文化意象或典故的文化人。然而这纯属过虑。地名只要与人的活动相联结，并有足够长的时间沉淀，必然会形成各种“典故”，区别只是数量多少，名气大小。比如“兰陵”今称“枣庄”，很多人认为是败笔。但到枣庄旅游，对为何叫枣庄，枣庄是否有枣，却是一个相当有趣的话题。何况这似乎没有历史感的土气名字，却蕴含着炎帝种枣造矛杆的典故，那可比“兰陵”还要古！重要的是，对许多一出生就和“枣庄”这个名字联结在一起的人来说，故事沉淀并不少，改名“兰陵”倒会让他们留不住“乡愁”。还有当年荆州改为荆沙，许多人认为“荆州”丢不得，因为“大意失荆州”很有名，但怎么没人提到这里古称“江陵”，“千里江陵一日还”更著名呢？试图用一个地名反映一种文化，而不考虑其丰富性和如何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