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冀鲁豫根据地是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敌后开辟的重要根据地。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依据形势变化，分批次在华北实行战略展开，先后在晋冀豫、冀鲁豫地区开辟根据地。1941年 7-8月，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成立，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四个行政区。到1944年，晋冀鲁豫根据地面积已达 60多万平方里，下辖 198个县，人口 2500多万。
在华北地区开辟根据地的过程中，八路军“以山地为支点，逐步向平原发展”，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然而，在转向平原开辟根据地时，一些人有所顾虑：“从山地到平原，各方面的条件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支人民军队‘靠山起家、靠山吃饭’，长期在南方和北方的山区转战，没有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经验。”如何看待这种顾虑？如何在平原地区有效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先后担任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一二九师政委，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书记、代理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的邓小平，领导晋冀鲁豫根据地的党政军各项工作，在建设、管理根据地的过程中，进行了深入思考和实践，形成了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一系列思想。他指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做好群众工作，“现在有的人说平原游击战是不可能的，更是难以持久，理由是华北大平原无天险可守，像冀南，冀中，冀鲁豫……都没‘井冈山’……但是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相信广大的人民群众才是我们的最大靠山和力量的源泉。只要把群众发动起来，就会形成‘一座高山和一片大海’，这些高山大海就可以把日寇围困起来，把他们置于死地”。邓小平关于开展群众工作的思想为根据地的发展指明了方向，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具有重要的意义。当前学界对邓小平群众工作思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故本文拟通过历史文献的总结梳理，对全面抗战时期邓小平在晋冀鲁豫根据地的群众工作思想作一探析，以期深化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群众支持是根据地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
全面抗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深入敌后开辟抗日根据地，展开艰苦卓绝的斗争，逐渐站稳了脚跟，打开了局面，这其中的关键是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和拥护。邓小平认为，群众支持与否是根据地存亡的关键，因此，尊重和相信群众，密切联系群众，紧紧依靠群众，做好群众工作，得到群众广泛支持，是根据地巩固发展壮大的首要条件。
（一）深刻指出取得群众支持对在平原地区开辟和建设根据地的重大意义
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断败退，华北平原大部分县城和交通线被日本军队占据。1938年 4月，中国共产党审时度势，作出重要战略决策，将原在山西山区的八路军三大主力分别向河北和山东的平原地区挺进，开辟新的抗日根据地。
如何在华北平原建立根据地，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新的挑战。抗战初期，中国共产党的作战方针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以及向平原发展游击战争，但着重山地”。面对从山地到平原的转变，一些同志有顾虑，其中一个主要问题是，“游击队在平原上的活动。自然没有像山地那样多的地形上的便利，相反的，敌人的机械兵种或骑兵，倒有较便利的条件了”。有的干部因为没有经验而缺乏自信：“能否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能否在平原建立根据地？最初还拿不准，不能肯定。”
为了消除这些顾虑，在平原地区顺利开辟和建设好根据地，邓小平提出了开展艰苦奋斗的斗争“真理”：“伟大胜利之获得，如果只归功于正规军队的努力是绝对不够的，而必须同时归功于普遍的民众游击战争之开展”，“只有充分估计广大民众游击战争的不可摧毁的力量”，才能支持我们军队在平原的抗战、开辟和建设好根据地，以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更加艰苦的局面。正如 1938年 4月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平原游击战的指示》所强调的：“在目前全国坚持抗战与正在深入的群众工作两个条件之下”，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争也是有可能的。我们党在平原地区建立根据地、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一个重要突破口就是做好群众工作，取得群众支持。邓小平认为，人民群众是重要的抗日力量，“只要你是真正抗日的部队，他们愿意把最好的东西送给你吃，他们不避危险地为战争服务，他们热烈地慰劳作战的部队”，取得群众支持对于我们党在平原地区开辟和建设根据地具有重大意义。
（二）充分肯定群众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所作的重要贡献
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邓小平曾饱含深情地称赞：“人民是一切的母亲，是对敌斗争一切力量的源泉”，充分肯定了广大群众为建设和巩固根据地所作的重要贡献。
首先，群众积极参军、参与群众性游击战争，实现军民共同抗日。邓小平认为：“军民结合起来，才能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他高度肯定了根据地群众踊跃参军的良好风气，指出：广大群众“不断把自己的父兄子弟送入自己的子弟兵和民兵”，“近两年来每次兵员补充任务不到十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超过”。此外，群众还被组织起来成立自卫队，承担站岗放哨、破路藏粮等工作，配合正规部队共同抗日。许多群众还积极参军，使八路军在兵源上得到了有力保障，仅在 1940年参加自卫队、青年抗日先锋队等群众武装的冀南群众就“当以百万计”。此外，太行、太岳的群众也广泛参与了百团大战和破坏铁道、公路斗争。这说明抗战中群众参与战斗“是非常热烈而成绩卓著的”。
其次，群众积极参与生产，为根据地的经济发展提供物资保障。在党的合理负担、减租减息政策引领下，根据地群众生产热情高涨，积极参加农业生产，春耕秋收、积肥施肥，同时还参加植树、修渠、打井、造水车等工作。根据地群众还发展了初步的手工业生产，“自制的香烟等已够本区供给有余，且有部分的出品，如布匹、毛巾等棉织物和纸张，能够往外运销”。同时，根据地群众还自发组织起了各种形式的生产互助合作社，更进一步提高了生产效率。1944年，邓小平总结道：“七年来，太行人民出的公粮不下三百万石，还有款子、军鞋、支差及其他负担，全区同胞的确是尽了一切力量的”，“我们的工厂，也是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进行生产，保证了战争的供给。工人职员们努力的成果，是值得夸耀的”。
（三）反复强调根据地各项工作要密切联系群众
邓小平认为：“得人者昌，失人者亡，这是一个浅近的真理。离开民众，坚持敌后抗战是不可能的”，“经验尤其证明：谁关心人民的问题，谁能帮助人民想办法去和敌人斗争，保护人民利益，谁就是群众爱戴的领袖”。他严肃批评了不重视群众的观点：有些人“始终抱着害怕民众的观点，他们不愿意群众真正地组织起来。他们宁愿采用一种空洞的机关来代替正在开展的群众救亡运动”。“离开群众来建设布尔什维克党是不能想象的”，“有了广大的群众运动，才有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的党”。
因此，邓小平多次强调深入基层、联系群众的必要性。他要求，“必须注意干部与群众的关系，教育干部和群众领袖防止脱离群众的倾向”。他鼓励各级干部“经常下乡，召集群众讲演、士绅谈话、座谈会，慰问抗属，解答群众各种问题，反对机关主义”。军队工作也不应脱离人民群众，邓小平指出：“游击队应是土生土长的，要与当地群众结成亲密的关系，要有坚决与敌斗争，保护人民利益的决心，要为人民所信赖。”“军民一体，正是我们能够坚持敌后抗战，巩固并发展根据地，克服一切困难的力量。”他强调，根据地各方面工作都要主动深入群众之中，“与人民打成一片，同人民建立血肉不可分离的关系。要了解人民大众的问题，并帮助他们解决这些问题”。这样才能获得群众支持，为根据地的发展壮大奠定坚实基础。
二、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群众工作的 核心要求
通过对抗战局势和晋冀鲁豫根据地实际情况的观察和思考，邓小平指出，一方面，重视、依靠群众是开展好群众工作的首要条件，必须争取人民的支持和拥护；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群众自身存在的一定局限性，开展群众工作不能离开党的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做好群众工作的核心要求。
（一）客观指出群众自身存在的局限性
从当时根据地的实际情况来看，群众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文化水平低，政治觉悟不高。敌后根据地的普通群众绝大多数是目不识丁的农民，面对敌人往往本能地害怕，不敢参与到抗日的队伍中。邓小平指出：“群众的心理是害怕敌人，不相信军队和民兵力量。”加上一些传统观念的束缚，政治觉悟普遍不高。如在征兵问题上，有的群众受“好子不当兵”的封建思想的影响，以及缺乏“民族的教育特别是抗日的教育”，应征意愿并不强烈，甚至加入土匪和会道门等一些反动组织，限制了根据地抗日武装的充实。对此，邓小平分析：“民众不能充分认识国家已经到了存亡绝续的关头，以最高的民族仇恨，奔赴抗日的前线，反会产生和增长避免兵役的心理。”他认为，应当用多种教育和宣传的手段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激发他们的抗日热情。
其次，容易受敌人蒙骗。日本帝国主义为了达到侵略目的，在文化上采取奴化政策，通过各种手段腐蚀和消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和斗争精神，他们焚毁中国的文字典籍，屠杀监禁爱国知识分子，建立汉奸机关，豢养汉奸文人，鼓吹“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和“东亚新秩序”等奴化思想。日本侵略者还建立了所谓“治安维持会”，通过一些“小恩小惠”来欺骗流亡群众，甚至妄言“要以五十年至百年掌握民心”。在此背景下，群众很容易受到蒙骗。邓小平敏锐地揭露了敌人的阴谋，指出他们“以迎合农民的落后心理，企图消除国人对敌人之仇恨，而遂其亡我国家，灭我种族的目的”。因此，邓小平提醒根据地军民要提高警惕：“不要以为他们光是剥削人民，不懂政治斗争，他们也可能以一时之让步，取得人民之拥护。这些是更厉害，更严重，更值得警惕的。”
最后，缺乏科学的斗争方法。面对穷凶极恶的日本侵略者，未经科学训练的群众很难展开正确斗争。如在反“扫荡”斗争中，邓小平发现：“只有军队作战，群众一般是怕战争，无组织状态，以家庭为单位逃跑或不逃跑，不相信空室清野。在没有军队活动的地方，敌人横冲直闯，大烧大杀，人民损失很大，战后悲观失望。”这说明群众自身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做好群众工作，迫切需要正确的领导。邓小平认为，在严重斗争形势下，群众容易出现慌张害怕的现象，但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正确的指示与深入的动员”，可以培养群众掌握科学的斗争方法，“不断地增强民众的战斗力，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
（二）强调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
1943年 2月，邓小平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明确提出：“党是领导一切的核心”。他进一步分析了党与群众之间的关系，即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要认识世界，而且要改造世界，不仅要当群众的学生，还要当群众的先生，党不是要发展群众运动中的自流性，而是要使党的方针在群众运动中获得实现”。这指明了党在群众工作中的领导地位，党要作为“群众的先生”，为群众工作举旗定向，以免发生偏差。
在邓小平看来，包括群众工作在内，党的领导是全方位的，“一切组织，如军、政、党务、群众的团体，均统一在党委会的领导下面工作”。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