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阅读“内参”眼光敏锐，并通过批示，或者对有关问题的解决提出意见，或者对纠正工作中出现的错误倾向作出决断。
1975年9月17日，《来信摘要》上反映：中共济南市委一位领导干部庇护其子长期逾假不归部队。邓小平看后，当日批示：“告部队立即予以除名。”1977年8月19日，《来信摘要》上反映：北京市党的十一大代表的产生不符合民主集中制，完全走形式。邓小平阅后批示：“此类反映极多，值得注意。”并将此件批送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吴德、倪志富等中央领导人。以上两个批件涉及党风、党建，尤其是后者，邓小平听到的反映“极多”，故批送其他领导人，以期引起重视。
一篇篇看似寻常的“内参”，经过中央领导人的“点化”，上升为一个个重大决策。这正是“内参”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邓小平对“内参”的批示就有力地证实了这一点。
1982年1月5日，陈云将中纪委报送的题为《广东一些地区走私活动猖獗》的《信访简报》批转邓小平、李先念等，并在批语中指出：“对严重的经济犯罪分子，我主张要严办几个，判刑几个，以至杀几个罪大恶极的，并且登报，否则党风无法整顿。”邓小平当日看到这个批件后，加写批示：“雷厉风行，抓住不放。”1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会议，讨论邓小平、陈云等中央政治局常委关于要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犯罪的批示。同日，中共中央就打击严重走私贩私、贪污受贿等违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