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和同事搭伴寻访“小平小道”时，我27岁，进入《解放日报》工作刚满两年。为那次采访做案头准备之前，我对邓小平作为一位政治家的“三落三起”知之不详，对他作为一位父亲、一位丈夫的心理一无所知。事实上，案头准备之后，我依旧一片茫然。归根结底，我还难以用同理心去理解这样一个在任何维度上都极其遥远的巨大存在，一丁点也不能。
我寄希望于到新建县采访，能遇到一些隐秘有趣的故事或细节。在那里一个星期，访谈了很多人，小平同志下放期间的工作人员、工厂领导、工友，居住地附近的乡民，越谈希望越渺茫。根本原因，用小平同志在新建县的工友陶端缙老人的一句话来说：“那时大家多好的关系，现在我明白了，其实我们并不懂他，他心里装着大事，一天都没放下。”
我们也去了一些地方。按照小平同志当年经南昌到新建县的行程路线走了一遍，30年间变化翻天覆地，此城已非彼城；去小平同志劳动三年零两个月的新建县拖拉机修造厂，又去当时小平同志全家居住的新建县望城岗一所步兵学校的校长小楼，两处地方因处于保护状态而没什么大变，但也因没什么人而显得静谧荒凉。
直至来到小平小道。这是一条小平同志到新建县后，为方便他和卓琳来往工厂和居住地之间而修建的小路，百余米，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