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有的文献中，关于邓小平在法国加入“少共”以至转党的时间和介绍人，存在着几种说法，但较普遍的说法都不准确，这是本文讨论的重点。
关于邓小平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时间，参见百度百科：邓小平“1920年夏赴法国勤工俭学。1922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与这类似的说法比较多。例如：“1921年工学互助社改名……一部分人同年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后改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1922年邓小平也加人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这位四川青年1922年参加了青年团，1924年转为中共法国支部的成员。”又如：“邓小平1922年就是青年团的成员。1923年，第二次青年团代表大会就把他选为青年团的领导。1923年6月的青年团代表大会上，他被选为领导成员……同周恩来和另外三名干部一起担任领导职务。……1924年，他被吸收进了‘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再如：“1922年周恩来介绍邓小平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在1924年召开的中共旅欧总支部的党代会上，邓小平被增选为中共旅欧总支部委员。”
这其中，邓榕（毛毛）在1993年所著《我的父亲邓小平》中，引用邓小平本人的话，第一次明确写出了入团介绍人的名字：“我在法国的五年零两个月的时间……从自己的劳动生活中，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在法国工人运动的影响下，我的思想也开始变化，开始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参加一些中国人的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活动的集会，有了参加革命组织的要求和愿望，终于在1922年夏季被吸收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员。我的入团介绍人是萧朴生、汪泽楷两人。”
1997年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也提到邓的入团时间：“1922年2月，邓希贤（邓小平）在这里（哈金森橡胶厂）当了一名制鞋工人。在这里他结识了汪泽楷、王若飞、郑超麟等一批当时的先进青年，并和他们同住在一间工棚里，他的思想开始发生变化，并接触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书籍。”“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就这样诞生了。……不久，邓希贤加入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为了一名青年团员。”“1924年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二十岁的邓希贤当选为执行委员，并进入执行委员会的书记局，成为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员。”
所以，一般公认邓小平在1922年入团，而这种说法来源于邓小平晚年的回忆。可是，它与1926年邓小平在莫斯科写的最早自传有分歧。这个问题曾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杨奎松先生，1994年在一篇署名青石的文章中讨论过。杨奎松先生曾至俄罗斯中央党务档案馆查阅材料(第530号莫斯科中山大学文件案全宗第五卷)，根据他题为“莫斯科新发现的‘邓小平自传’”的文章，邓小平1926年1月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时，据学校党组织要求写的一份自传回忆道：“我的家庭对我很信任，所以我自小即染上了一种好玩的习惯，不喜欢读书更是我的特长。也正因为这样，所以我对于封建社会的所谓伦理所谓道德的旧社会很少侵染。”“入中学两月复去学，到重庆入留法勤工俭学预备校，一年毕业即到法国。从十岁到出国时（十六岁）的生活，都非常浪漫。那时除了好玩之外，可说是没有思想，不过将到法国的时间，我的脑中不外是以为到了法国什么都解决了，一则可以求学，再则可以找钱。谁知到法后，形势大不然，到法之初虽然入了五个月的学校，然自1921年初，华法教育会与勤工俭学生脱离经济关系后，我便无法继续求学，只好出校到法国在Creusot（克鲁梭）大铁工厂作散工，两月后便又到巴黎领中法监护委员会所发的维持费。直到这一个时期，我的生活仍然浪漫非常，每日除了玩之外，别无他事。至于思想更说不上。1922年初，因生活的压迫，使我不得不到Montargis（蒙达尔纪）的城作工钱极低的鞋工。那时我的生活虽仍浪漫，为其他所谓正经人所不可以，不过我自觉那时是有进步的，因为我起初在看关于社一（社会主义）的书报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一讨论集。我作工的环境使我益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因此，我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一这一边的。那时社一的团体在西欧已经成立了，不过因为我的生活太浪漫，不敢向我宣传。及到1923年5月我将离开Montargis，舒辉暲才向我宣传加入团体，同时又与汪泽楷同志谈了两次话，到巴黎后又与穆清同志接洽，结果6月便加入了。”
邓小平这一段，很详细、生动地描叙了他的思想变化过程，是这位巨人一生说实话的早年见证。在这份自传的另一处，邓小平说：“我自1923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我加入团体是汪泽楷、穆清、舒辉暲三同志介绍的。”杨奎松先生的文章，对于邓小平在法的经历还作了其他的论证，结论是：邓小平实际上是在1925年4月“任党的里昂小组书记职或说是在1925年正式转党”的。
1926年的“邓小平自传”，写于事后仅仅几年，应该可靠。比较这个与《我的父亲邓小平》里的回忆，差异在以下两点。一是入团时间，前者说1923年6月，后者说1922年夏季；二是介绍人，前者的说法是三个人，汪泽楷、穆清、舒辉暲，而后者的说法是两个人，萧朴生和汪泽楷。汪泽楷则是这两种说法都提到的唯一的入团介绍人。
邓小平1923年入团的说法与郑超麟的回忆相符合。郑超麟是1922年6月成立的“少年共产党”十八名代表之一。他当年与邓希贤、汪泽楷、傅钟等住在同一个木棚。他在回忆录《我在法国的勤工生活》中写到：“1922年秋，‘少年共产党’已经成立了，李慰龙和我负有在木棚中发展党员的使命。”“好多人通过我的手，加入了‘少年共产党’。……凡我认为谈话成熟的人，我就交给李慰农，由他带去同汪泽楷谈话，由汪泽楷决定是否吸收入党。”“1923年3月间，我已奉派去苏联东方大学读书了。……平时几个谈得来的朋友，约我晚上到工厂旁边的小酒店为我饯行。……回到木棚睡觉时，我告诉隔床的李慰农，今晚的饯行，四川小孩子（邓希贤）也参加了；我走后，你要注意作他的工作。”郑超麟的回忆，同邓小平1926年写的1923年“6月便加入了”团体是吻合的。当然，郑超麟不知道李慰农后来有没有作邓希贤的工作。
2004年，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邓小平年谱(1904-1974)》（上集），明确邓小平加入“团体”在1923年，却没有讲谁是他的介绍人，只写了：“离厂前，舒辉暲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汪泽楷又同他谈两次话。”这里没有提穆清，也没有提萧朴生。同年出版的纪实文学《青年邓小平》描写汪泽楷同邓小平的两次谈话在1922年，但邓小平加入少年共产党在1923年春。邓小平1926年自传的说法，也在2014年8月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邓小平传》中得到正式认可。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当时的中共党员称为CP，青年团员称为CY。“少共”成员经过一段时间可以转为党员并不需要另找介绍人，所以汪泽楷和邓小平都是自动转党的。因此，傅钟（1925年任中共旅欧总支部书记，八十年代任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曾对汪泽楷之子说：“你父亲还是邓小平的入党介绍人呢。”这一点应可澄清很多误解，比如1996年1月27日，《南方周末》第七版所载张篙山一文说：“从邓的档案上看，有的写1922年入党，有的写1924年入党……一说是萧朴生、汪泽楷是他的入团介绍人，又说是他的入党介绍人……”
综合以上提到的史料，邓小平在法国加入“少共”的时间，不是在1922年，而是在1923年；汪泽楷，是公认的邓小平加入“少共”的介绍人。(汪小京)
（摘自《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