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照照历史的镜子》；作者 王寿南；新华出版社

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有距离，不能合而为一，还有一个原因：中国人太喜欢标榜理想，却常常忽略了达到理想的手段和方法。我们常批评西方人“只问目的，不择手段”，可是中国古人却常犯“只问目的，忽略手段”的毛病。中国古人很有说大道理的本领，却很少告诉人怎么样去做才能实现这些大道理，这种只喜欢讲理想、讲目的，却忽略了达到理想和目的的手段与方法，使得理想只成为高高在上的荣誉标志。当然常谈理想也未尝不可以激励人心，但是人们除了自己摸索以外，却不知道该用什么方法才能达到理想。个人的摸索是十分困难的一件事，要摸索出一条路来，那就像发明家研究一项新发明一样的困难，尤其在人文社会里，个人的摸索未必就会正确。例如王莽的改革是以《周礼》作典范的，《周礼》是儒家政治的理想图，王莽是照着这个理想去做的，可是王莽失败了，主要原因便是政治方法和手段的错误。王莽仰着脖子看高挂着的理想，脚下却高一脚低一脚地乱走，最后一定踩空而摔了跤。王莽只顾到漂亮的高理想而忘记了该如何去修筑一条到理想的路，以至于弄到了一场大失败。

再举一个例子。中国人是喜欢月亮的，中国古人喜欢写文章、写诗来歌颂月亮，喜欢讲嫦娥奔月的故事，但是却不知道也极少人去研究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到月亮上去，于是月亮始终是一个遥不可及的理想地方。在政治上，我们讲过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大同世界，然而大同世界只不过是个理想境界，对要想达到这个境界该用什么方法却没有答案。于是，大同世界便像古人对月亮一样，只是一个歌颂、欣赏的对象，却无法获得。从秦汉以后，一般知识分子受儒家思想影响，多喜欢高唱“治国、平天下”，然而，如何才能国治、如何才能天下平，却少有人去研究。《大学》里说：“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只不过是个人修养的顺序而已。在春秋时代的小国里，贵族的“家”和他的“国”常是合而为一的，国君的“家务”常就是“国务”，所以一个封建小国的国君因为地小人寡，也许还可以由身修、家齐而影响到国治。但是秦汉以后大一统的中国，地广人众，政治已经不限于君主的一个家族而渐渐成为一个复杂的技术，政府也成为一个复杂的组织，决不像封建小国的“世官制度”下的那么单纯，于是一个身已修、家已齐的人是否真能够治国、平天下，就大成为问题。一个身已修、家已齐的人要想治国、平天下，还得加上许多其他的条件，不过究竟要加上什么条件才能达到国治、天下平，几乎没有人提出过具体而有系统的答案。在《礼记?礼运篇》里所记的大同世界可以说是一个民主政治的形态，然而如何才能达到这个民主政治形态的大同世界呢？中国古代的先贤先哲们也没有提出答案。

其实，中国古代政治的形态——君主专制政体，其本身便是理想层面实现的障碍。在君主专制政体下，中国古代的君主是政治的主体，是政治的主权者，他掌握了政治上的实权，因此，政治的良莠与君主本身的作为有密不可分的关系。而古代君主在主观的世袭制度和客观的生活环境双重影响下，很难塑造出完美的人格，更难磨炼出超群的才能，大多数的君主只是沉迷在政治权力的享受中，很少具有崇高的理想。政治实际的主权者本身既然都没有理想，当然不能使实际政治到达理想的境界，所以，实际层面不能和理想层面重合，君主专制政体便是一个基本的原因。

虽然，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层面和实际层面有距离，但是由于有一个理想层面高悬着，纵然理想层面不容易达到，无论如何，人们总还是以理想层面为目标，想法使实际政治尽量接近理想层面。理想层面就像海里的一个灯塔，政治实际层面就像海上的一条船，这条船由于本身的原因始终到不了灯塔，可是这条船却经常以灯塔为目标来观察本身的位置，不至于随风漂流，迷失方向，所以理想层面对于实际层面便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古代实际政治是君主专制的政治，很容易走上君主独裁残暴政治的路子，不过，由于有理想层面作为目标，君主和臣子们经常会观察自己所立的实际层面离开理想层面有多远，君主和臣子们都希望能使当时的实际政治更接近理想层面一点，于是，实际政治便不至于走上独裁暴政的路子，有人说中国古代政治是开明君主专制，那便是由于有理想层面做目标的缘故。这从中国古代的“仁政”思想与“和平”思想中也能得到反映。

前面说过，“仁政”思想是中国古代政治的理想，“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民本思想渊源极早，《尚书》有言：“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从此，“民惟邦本”一词便启发了民本思想，孟子更是提倡民本思想的大将，孟子所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成为民本思想的名言，民本思想的精义乃是“以人民为政治的主体”，即“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于是一切政治措施当然应该以人民利益为依归，换句话说，就是要推行“仁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