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初至1927年初鄧小平在蘇聯學習這段經歷，是他人生中的一個重要階段，為后來的革命工作打下了理論和實踐基礎。以往關於這一問題的研究，主要關注鄧小平在蘇學習的情況，但對於鄧小平留蘇學習與當時中國國內革命形勢發展變化、蘇聯對中國問題的態度及需要等因素的關系，目前還鮮有研究，造成這一情況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檔案資料。本文擬利用中俄雙方的檔案資料，把鄧小平的這段學習經歷放在第一次國共合作的背景下，考察國內形勢等因素對鄧小平留蘇學習的影響以及鄧小平是如何在復雜的形勢下鍛煉成長的。
一、中共對干部的需要與鄧小平赴蘇學習
中共從創建之時起，就非常重視干部培養的問題。特別是第一次國共合作形成后，隨著各方面工作的迅速展開，中共對干部的需求不斷增長。為此，中共先后派多人赴蘇聯學習，鄧小平就是在這一背景下來到蘇聯的。
早在創建之時，中共就開始組織青年學生學習外語並幫助他們赴蘇俄學習。建黨初期，中共黨員的理論水平普遍不高。包惠僧曾說過：“當時，我們對於學習馬列主義知識是太少了，我們多數同志幾乎是先當了共產黨員才學習了馬列主義。”於是，中共早期組織決定創辦外國語學社，為青年赴蘇俄學習作語言等方面的准備。1920年5月，陳獨秀和施存統、楊明齋等同俄共（布）代表維經斯基在上海辦外國語學社，楊明齋負責教俄文。同年秋，已開設英、俄、日三個班。此間，陳獨秀從維經斯基處得知，蘇俄正在籌辦旨在為印度、中國、朝鮮等國培養革命干部的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以下簡稱“東方大學”），他致信各地早期組織負責人，要求他們以最快速度，讓盡可能多的青年團員“停止一切工作來上海”，為赴蘇俄學習做准備。1921年5月，東方大學建立。同年春，劉少奇、羅亦農、任弼時、彭述之、蕭勁光等曾在外國語學社學習的學員赴蘇俄留學，他們與通過其他渠道到校的30余名學生組成東方大學中國班（后改為中國部，分多個班，主要招收中共學員）。此后，中國學生開始分批赴蘇俄學習。
第一次國共合作開始以后，鑒於東方大學已經不能滿足中國的需要，蘇聯決定成立中山大學，加速為中國培養干部。1925年3月19日，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在討論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部提交的關於中國問題的報告時認為，“擴大東方大學中國部或建立新的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是適宜的”。4月初，俄共（布）中央一度打算把中山大學建在西伯利亞，招收500名中國學生。但由拉狄克、布羅伊多和維經斯基組成的三人委員會認為，應該把大學設在莫斯科或列寧格勒。后經認真考量，1925年5月中旬，俄共（布）中央決定在莫斯科創建中山大學。同年秋，以孫逸仙命名的中國勞動者大學（以下簡稱“中山大學”）正式成立，由拉狄克任校長，同時招收中國國共兩黨的學員。中山大學成立后，逐漸取代東方大學中國部，成為當時中國共產黨“最高的黨校”。此外，中國學生還在列寧學校、伏龍芝軍事學院等學校學習。
由於大革命的需要，中共准備派鄧小平等留法同志赴蘇聯學習。隨著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不斷推進，中共急需大批理論修養高、有實踐能力的干部。但是，當時中共黨員數量不多，1923年中共三大時全國隻有400多名黨員，1925年中共四大時也才有900多名黨員。而且，黨的干部馬克思主義理論素養普遍不高，需要提高理論水平。1923年春，中共旅歐支部的趙世炎、陳延年、陳喬年、王若飛、鄭超麟等12人到東方大學學習。1925年5月，中共旅歐支部決定繼續選派干部到莫斯科學習，其中就有1920年來法勤工儉學、而后在法參加革命的鄧小平。同年8月22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東方部主任拉斯科爾尼科夫致信伏龍芝，提出招收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培養具有政治素養的軍事專家。11月18日，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從莫斯科致信劉明儼、傅鐘，要求“劉明儼、傅鐘、鄧希賢、徐樹屏、宗錫鈞”五人“須准備在最近的期間，俟我們有信到，叫你們動身，便馬上動身”。12月9日，中共旅莫地方執委會再次致信傅鐘等人，要求鄧小平等“五人接到此信后以盡可能的速度動身前來”，“必須來此的理由前函已說明，站在C.P.及革命的利益上必須即刻來此學習”。
鑒於黨組織的急迫要求，就在法國警方准備採取搜查行動時，鄧小平等離法赴蘇。在法國時鄧小平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由於鄧小平等人在法積極開展革命工作，引起法國警方的注意。1926年1月7日，法國警方得到一份關於鄧小平的報告，認為他是共產黨積極分子。據此，1月8日晨，巴黎警察搜查了鄧小平等人的住所。就在巴黎警方搜查鄧小平等人的前夜，即1月7日晚，鄧小平與其他同志一起離開法國赴蘇聯學習。上車之時，鄧小平等人接到法國警方發布的驅逐令。1926年1月7日，中共旅歐共青團執委會發出通告：“赴俄同志二十人，已決定今晚（一月七日）由巴黎起程，名單列下：傅鐘、鄧希賢”等。通告明確聲明：“他們大約不久即可回到中國。同志們！當我們底戰士一隊隊趕赴前敵時，我們更當緊記著那‘從早歸國’的口號。”
赴蘇前，鄧小平已決定服從黨的決定，努力學習知識。他在中山大學寫的《自傳》中寫道：赴蘇的目的就是“學習革命工具”，“我過去在西歐團體工作時，每每感覺到能力的不足，以致往往發生錯誤，因此我便早有來俄學習的決心，不過因為經濟的困難使我不能如願以償。現在我來此了，便要開始學習活動能力的工作”。對於在蘇聯的學習，鄧小平有兩方面的打算。第一是學習理論。在法國時，鄧小平就認識到“革命的理論對於我們共產主義者是必須”，感覺“對於共產主義的研究太粗淺”。因此，鄧小平決定，“我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務使自己對於共產主義有一個相當的認識”。第二是訓練紀律。鄧小平認為：“我們東方的青年，自由意志頗為濃厚而且思想行動亦難系統化，這實於我們將來的工作大有妨礙。”剛到莫斯科時，同學也認為鄧小平雖“明白共產主義我們的使命和道路”，“對主義相當明了”，但“他的表現浪漫、個人主義自大自滿”。因此，鄧小平決定，“我來俄的志願，尤其是要來受鐵的紀律的訓練，共產主義的洗禮，使我的思想行動都成為一貫的共產主義化。他要“向著自新的路上走去，向著使我成就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的路上走去”。
抵達莫斯科之時，鄧小平就堅定了為革命獻身的意志。他在《自傳》中寫道：“我來莫的時候，便已打定主意，更堅決地把我的身子交給我們的黨，交給本階級。從此以后，我願意絕對地受黨的訓練，聽黨的指揮，始終為無產階級的利益而爭斗。”
二、從東方大學到中山大學
鄧小平來到蘇聯后，便開始努力學習各方面知識。基於“改造國民黨人”的目的，鄧小平被從東方大學轉到中山大學。經過一年的學習，他的理論水平得到很大提升。
抵蘇后，鄧小平最初在東方大學有過約兩周的短暫學習。1926年1月15日，鄧小平等人抵達莫斯科，並立即進入東方大學。甫一入學，鄧小平就投入緊張的學習生活。根據鄧小平當時填寫的東方大學學員《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他每天學習和事務性活動的時間總量幾乎都超過12個小時。具體來說，1月19日：上課8小時﹔閱報或參考書半小時﹔讀黨團出版物半小時﹔與三人談話1小時﹔填寫黨團調查表2小時，共12小時。1月20日：上課6.5小時﹔有組織的談話1.5小時﹔孫大（即中山大學）校長找去談話4小時﹔散步45分鐘，共12小時45分鐘。1月21日：讀黨團出版物半小時﹔談話1.5小時﹔團體會議8.5小時﹔洗澡1小時﹔移居（搬家）2小時，共13.5小時。1月22日：讀黨團出版物45分鐘﹔談話1小時﹔團體會議6.5小時﹔晚會4.5小時﹔洗被15分鐘，共13小時。
在東方大學時，鄧小平比較重視兩個問題：第一是閱讀。他先后讀了《前進報》第4期、第5期，《列寧論黨》和《向導》第139期，還准備讀《論黨的組織問題》等，他希望通過閱讀提高理論水平。第二是武裝訓練。他在1926年1月19日至22日的《每周活動研究成績表》中寫道：“1、武裝訓練的規定，很合乎中國革命情形及黨的需要。2、有方法實行武裝訓練，特別是同志間互相督促，互相訓練的工作能切實做到。”事實上，這兩方面的內容對於當時的中共都是相當重要的。
為了在中共黨員幫助下改造國民黨員，鄧小平等人很快被轉到中山大學。中山大學建立時，雖然名義上是國民黨的大學，規定由聯共（布）和國民黨聯合管理，但實際上是聯共（布）領導，且從創立時起就有中共學員。更主要的是，當時蘇聯推動第一次國共合作的一個重要目的是：要麼借助共產黨人使“國民黨成為近似於共產黨的激進革命的‘人民的’、‘工農的’、‘雅各賓式的’黨”，要麼“分化國民黨，由共產黨人奪取國民革命運動的領導權”。在這一方針指導下，中山大學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改造國民黨人”，其重要抓手就是要在學校裡建立“共產黨員核心”，要有足夠數量的共產黨員。中山大學的章程裡明確規定，學員中“必須有不高於20%的共產黨員核心”。而共產國際早就知道，在法國勤工儉學的中國學生素質較高，不僅具有“文化修養和起碼的政治常識，還有工齡”﹔他們“都是從工廠來的，而國內來蘇的，多是學生”。因此，蘇聯決定把鄧小平“這批人全部轉到中山大學”。1926年1月20日，中山大學校長專門找鄧小平等談話4小時。同年1月29日，鄧小平與其族叔鄧紹聖等21人辦理了轉入中山大學的手續。在中山大學，鄧小平的俄文名字是Иван Сергеевич Дозоров（伊萬·謝爾蓋耶維奇·多佐羅夫），學員証號碼為233，開始被分到第九班，后來又先后編入第一班、二班、十一班和第七班。
鄧小平在中山大學學習了相當廣泛的知識。當時，中山大學開設的課程主要有：經濟地理、政治經濟學、西方史、聯共（布）黨史、中國社會發展史問題、現代世界觀問題、俄國革命理論與實踐、民族與殖民地問題、語言學（主要是俄語）等。考慮到學員回國后從事革命斗爭的實際需要，學校還開設了軍事課，講授軍事理論，進行軍事訓練，組織學員到軍事學院參觀和到兵營打靶。共產國際、聯共（布）和中共在蘇聯的一些領導干部等，也會經常到中山大學就中國革命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一些重大問題進行演講，加深學員們對課本知識的理解。此外，鄧小平還經常在圖書館等地閱讀《真理報》和中國報紙。鄧小平學習非常刻苦，根據他1926年6月16日填寫的《黨員批評計劃案》，他表示自己對功課“很有興趣”，同時認為自己通過“努力學習可以影響他人”。通過這樣廣泛深入的學習，鄧小平達到了深化理論知識的目的，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其馬克思主義觀點的形成。
對於來蘇時特別重視的訓練紀律的問題，鄧小平有了更深的認識。在學習生活中，他“守紀律”，“對黨中的紀律問題及訓練問題甚為注意”。對於中共學員非常困惑的民主集中制問題，他認為：民主集中制中的集中就是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制是由上而下，遇上級有命令，須絕對執行”，“民主成分不是絕對不變的，乃是可以隨環境變更擴大或縮小民主的范圍，例如在俄國革命前與現在，中國之情形皆是不能實行加重民主的成分”。對於有些黨員不認真對待工作的情況，鄧小平指出：“共產黨員一切工作皆是與群眾之接近，凡加入黨后，絕對沒有個人的意志。”經過近一年的紀律訓練，鄧小平從來蘇時“自由意志頗為濃厚”的青年，逐漸轉變為一名紀律嚴明的革命者。他在蘇聯時形成的關於自由與紀律、民主與集中的認識一直貫穿其此后的革命實踐中。他始終堅持認為：“必須貫徹執行黨的民主集中制的原則”，“必須嚴格地維護黨的紀律，極大地加強紀律性。個人必須服從組織，少數必須服從多數，下級必須服從上級，全黨必須服從中央”。
此外，當時蘇聯正在實施的新經濟政策也或多或少地對鄧小平有所啟發。鄧小平在莫斯科學習期間，正值新經濟政策的中后期，在這一政策刺激下，蘇聯農業和工業生產得到恢復和發展，商品流轉和市場貿易關系得到恢復並活躍起來。盡管當時聯共（布）高層對這一政策存在分歧，以斯大林為代表的一派持否定態度，但鄧小平仍可以通過各種渠道了解有關政策內容及其實施情況，特別是引入市場機制對蘇聯經濟的積極作用。對於這一政策，鄧小平后來曾明確評價說：“列寧的思路比較好，搞了個新經濟政策，但是后來蘇聯的模式僵化了。”蘇聯的新經濟政策對於社會主義國家制定經濟政策積累了一些經驗，從1978年以后中國的改革實踐來看，這一政策也的確對鄧小平產生了一定影響。
三、組織關系的調整和黨務工作的歷練
鄧小平到達莫斯科后，很快把組織關系轉到旅莫中國共產黨支部。由於中山大學裡持不同觀點的中共學員間斗爭激烈，旅莫支部被解散。此后，鄧小平轉歸聯共（布）支部局領導。在中山大學裡，鄧小平擔任了黨小組長等職務，積累了非常豐富的組織工作經驗。
鄧小平在蘇聯期間的組織關系開始歸旅莫中共支部管理。旅莫中共支部是1921年冬由旅俄中國學生成立，實行自我管理。中山大學成立后，1925年10月28日，陳獨秀致信中共莫斯科區委，要求其指派兩人與俞秀鬆等8人，共同領導第一批赴中山大學學習的103名學生，提出“中山大學要成立支部”。1925年12月，來自旅歐支部的任卓宣等人建立了中山大學旅莫中共支部。鄧小平在法國期間即已入黨，到莫斯科后，鄧小平辦理了重新加入組織的手續。
由於中共學員間的斗爭影響了正常的教學，旅莫支部被解散，鄧小平的組織關系也隨之轉入聯共（布）支部局。當時，中山大學裡中共學員間斗爭很尖銳。旅莫支部書記任卓宣認為，來中山大學的主要任務不是系統學習理論，而是改造思想，經過短期訓練回國參加實際工作。他提出“會議第一，學習第二﹔實踐第一，理論第二”，抨擊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學習上的學生為“學院派”和“個人主義”，甚至把一些沒有堅持開完許多個小時會議的學生批判成“小資產階級”和“利己主義者”。任卓宣等還把黨團員分別組成小組，讓每人每天找本小組的人“談話”，把其言行記錄下來，向支委會匯報，這種“談話”使大家關系非常緊張，彼此間都不敢講心裡話，怕被匯報上去。對於任卓宣的專斷，很多老師表示不滿，校長拉狄克要求任卓宣不要干擾學生自由思考和討論與中國革命相關的任何問題。王明等中共學員公開反對旅莫支部，批判任卓宣的做法。但王明在學員中搞小宗派，也引起不少學員的反感。他們的斗爭非常激烈，以至於學校的教學幾乎陷入癱瘓。中共學員間的斗爭，引起了蘇聯和共產國際的注意。對此，拉狄克指出：那種隻注意黨員日常“小節”的訓練是“修道式的訓練”，中國學生的主要任務是學習革命的理論和經驗，口號應該是“上課第一，開會第二﹔理論第一，行動第二”。1926年夏，拉狄克宣布，聯共（布）中央、共產國際執委會及他本人決定取消旅莫支部，並研究於近期將中國學生黨員轉入布爾什維克黨。旅莫支部解散后，由聯共（布）支部局取而代之。此后，包括鄧小平在內的全體中共黨員轉為聯共（布）候補黨員，歸聯共（布）支部局領導。同年6月17日，經聯共（布）中央批准，鄧小平成為聯共（布）候補黨員。
面對中共學員之間不同觀點的爭論，鄧小平保持著冷靜而務實的態度，在堅持學習理論的同時積極從事黨務工作。鄧小平與任卓宣很熟，早在留法期間就曾接受其領導。但鄧小平既不盲從任卓宣的主張，也不堅決反對他的做法。鄧小平深知，其來蘇的主要目的是學習和訓練自己。因此，鄧小平在不放鬆理論學習的同時，也積極投入到黨務工作中。1926年2月，中山大學成立第九黨小組，鄧小平擔任組長，小組共有黨員14人，其中正式黨員4人，其余10人預備期已滿但尚未轉正，還有青年團員6人。從成立至1926年6月上旬，黨小組一共開過9次會議，其中3次討論“工作大綱”，2次討論“第三國際擴大會議對於中國支部的決議”，1次討論“中國共產黨與國民黨”，1次報告“處罰三同志的理由”，2次是關於批評的會。此后，鄧小平又擔任了中山大學少共委員、少共組織部委員、少共小組組長、二年級第一黨小組組長等職務。盡管擔任這些職務每月需要開會多次，佔用不少時間，但鄧小平對工作非常認真。一是他的態度端正，“對於黨組的工作都還熱心，很少遲到”，“從未缺席”黨的大會和組會﹔二是他的“一切行動合乎黨員的身份”，“能切實執行”黨指定的工作﹔三是他善於運用討論問題的方式開展工作，認為“討論問題並不是為討論問題而討論，乃是討論我們的工作的工具”，因此，在黨小組會議中他不僅“能積極參加討論各種問題，且能激動同志討論各種問題”。
鄧小平在黨務工作中的積極態度，取得了很大成效。首先，鄧小平的工作對中共學員堅定理想信念產生很大影響。通過細致的工作，他與中共學員保持了“密切”的關系，“能在團員中樹植黨的影響”。這就使黨團員進一步堅定了信仰，減少了國民黨學員特別是其極右派的影響和拉攏。其次，在鄧小平領導下，小組成員的參與率很高。所有黨員“缺席者極少，到會者約有98%”，“每次黨組會議本班青年團員系全體參加”。再次，鄧小平的工作得到組織的認可。由於表現優異，鄧小平在1926年秋季學期被選入中山大學學生向往的第七班，即當時“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尖子人物都在一個班組”的理論班。1926年11月，中山大學黨支部局的《黨員及團員工作調查表》顯示，鄧小平在少共委員會和少共組織部委員的工作上，“能照黨的路線積極地實行工作，且其工作頗有成績”。在16個少共小組長中，鄧小平被評定為“中堅”。
經過9個月的學習及黨務工作的歷練，鄧小平提出正式加入聯共（布）的要求。1926年10月9日，第七班召開黨小組會並通過決議，指出：“將多佐羅夫同志轉為聯共（布）正式黨員是適當且有益的，因為他一直認真負責並積極工作。”10月19日，鄧小平向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提交申請書，希望成為其正式黨員。他在申請書中寫道：“我本是一個中國黨的正式黨員，到蘇聯后即成為聯邦共產黨的候補黨員。過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現在自己願意加重自己的責任，請求委員會允許我成為一個正式黨員。”由於鄧小平良好、自覺、積極的工作，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決定將其由聯共（布）候補黨員轉為正式黨員。10月30日，中山大學聯共（布）支部局會議聽取了關於鄧小平、李卓然等12位同志轉為聯共（布）正式黨員的報告，認為：“鄧小平作為學校蘇聯共青團組織部委員和共青團工作的組織者，組織紀律性強，工作積極，是一位模范工作者”，同意“將其轉為聯共（布）正式黨員”。就在上報聯共（布）中央最終審批的過程中，由於鄧小平被派回國，他未能成為聯共（布）正式黨員。在鄧小平檔案上注明：“正要離開。已被支部批准，但離去了。”
四、妥善處理同國民黨學員的關系
中山大學“是第一次國共合作的產物，是一所統一戰線性質的學校”。其從創立時起就有國共兩黨學員，直到1928年以前，國共兩黨選派的學生各佔在校生的一半左右，他們分別有自己的組織，並向對方開展宣傳、聯合和爭取工作。當時，學校試圖進行一定程度的融合管理，中共學員對國民黨學員也“執行又團結又斗爭的方針，並積極爭取其左派”。但是，由於信仰不同，雙方難免會出現矛盾、沖突。在國共關系和聯共（布）黨內出現問題的時候，斗爭更加激烈。在處理與國民黨學員的關系上，鄧小平明辨是非，清楚地認識形勢，一方面堅決與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阻止其拉攏中共內部的動搖派﹔另一方面也注意做國民黨左派、中派的統戰工作，聯合並爭取他們。
做中山大學國民黨學員的工作，是鄧小平等中共學員的任務之一，很多中共學員都對國民黨員做過統戰工作。在當時國共合作的背景下，中共學員的重要任務是維護國共兩黨學員的聯合。在李大釗等中共領導人看來，“中山大學是執行三大政策，實現國共合作的主要陣地”，“中共對中山大學留蘇學生寄予厚望”。面對不同傾向和立場的國民黨學員，中共學員把他們劃分為“左”“中”“右”三派，工作目標是強大左派，爭取中派並使其左轉，最終孤立右派。首先，中共學員堅決與國民黨右派進行斗爭，破壞國民黨學員的拉攏行為。國民黨學員來到中山大學后，很快成立了中國國民黨直轄莫斯科中山大學特別支部，即旅莫中國國民黨支部。當時，持國民黨觀點的人到處宣傳他們的舊三民主義，試圖吸引一些立場不堅定的共產黨員轉向。李大釗曾提醒赴蘇學習的中共學員，對中山大學裡的“國民黨人和抱著各種目的的人”，要“時刻保持共產黨員的清醒頭腦和堅定的革命立場”。對於國民黨右派分子的宣傳，中共學員與之進行了堅決的斗爭。其次，積極爭取國民黨左派和中派學員。盡管國民黨在第一次國共合作中力量更強，但在中山大學裡，旅莫中共支部和后來的聯共（布）支部局卻佔優勢。為了“改造國民黨人”，中共學員“在此間主要的對象為國民黨員”。傅鐘等人還兼任了國民黨支部的一些工作，以期達到“控制國民黨”的目的。
究竟如何“改造國民黨人”，對於中共學員並不是容易的事，尤其是在國共關系和聯共（布）黨內出現問題的時候。一方面，1926年初，國民黨開始策劃新一輪反共活動。鄧小平轉入中山大學不久，國內就發生了蔣介石公開反共的中山艦事件。雖然蘇聯並未立即公開報道，但很多學員通過中國報紙和家信都了解了事件的原委，並開始談論此事。另一方面，當時聯共（布）黨內斗爭加劇，特別是聯共（布）十四大以后，以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和托洛茨基為首的“新反對派”在許多內外政策上攻擊斯大林，中國問題第一次成為論戰對象。此外，面對中國復雜的局勢，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