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同志在生活上‘習以為苦’，工作上‘勤以為常’”

採訪對象：朱博華（左），1933年生。1964年起在正定縣革委會辦公室任職，后任縣委辦公室主任，1994年從縣政協退休。王志敏（右），1944年生。1983年到正定縣委辦公室任資料員。2004年從縣教育局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5日

採訪地點：正定縣王志敏家中

採訪組：朱老，王老，你們好！請你們講一講最初是如何與習近平同志認識的。

朱博華：近平同志在正定縣工作的時候，我任正定縣委辦公室副主任，分管文字工作。我們是因為工作關系認識的。

王志敏：近平同志來的時候，我還沒到縣委辦公室工作，是后來近平同志把我點將調過去的。我之前是縣政協的資料員，因為寫了一篇《楊謙與太平菜籽店》的文章，引起近平同志注意。之后就決定把我調到縣委辦公室。我是1983年冬過去的，在朱主任手下工作。到縣委辦公室后，做文字工作，就和近平同志互相認識了。

採訪組：上世紀80年代初的正定，是農業大縣，也是窮縣。當時，習近平同志離開中央軍委辦公廳的工作崗位來到正定，你們怎樣看待他的這個選擇？

朱博華：1982年3月，近平同志離開軍辦的工作崗位，來到正定，擔任縣委副書記。這次下來，是他主動要求到基層工作的，這是他人生軌跡的重要轉折點。當年他29歲。

報效國家，方式可以多種多樣，近平同志選擇了下基層。在他的理解裡，機關是上層，離群眾遠了些，離鮮活的社會生活遠了些。基層，才離群眾最近，才最接地氣，才最能感受社會的脈搏，才最能認知社會。

下基層選擇正定，這是組織的安排，但對於他和正定來說，都是一種機緣。正定歷史的厚重和現實的貧窮，有點像那個時代中國的影子。正是這一具有典型意義的選擇，讓正定成為近平同志作為領導干部起步的第一步階梯，正定也因之成為他至今牽挂的一塊熱土。

在正定3年多時間，讓他完成了從中央國家機關到基層的轉變，也完成了從一般干部到領導干部的擢升。三十而立於年，三載而立於事。這期間，他和正定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團結帶領全縣干部群眾，開創了全縣經濟社會發展的嶄新局面。在百裡之域、一縣之治的這塊熱土上，留下了他嘔心瀝血、求索實踐的歷史足跡。

採訪組：熱愛學習、刻苦學習、善於學習，是很多受訪者對習近平同志形成的深刻印象。請你們談談他在正定期間讀書學習的情況吧。

王志敏：學富於年，是當年近平同志給我們留下的極為強烈的印象。作為一名青年領導干部，近平同志知識的廣博和豐富，他的思想和見地，明顯超過了他的實際年齡。在工作和接觸中，隨時隨處可以感受到他孜孜不輟於學和問的學子稟賦。

到了正定，走上領導崗位，面對獨當一面的重要擔負，他自覺把學習當成一種生活態度、一種工作責任、一種精神追求，為自己規劃了四個方面的學習任務：向書本學習知識，向實踐學習真知，向歷史學習經驗，向群眾學習智慧。學習讓他感到一種充實，一種升華，一種底氣。無論是全局工作的決策，還是具體舉措的部署，都能讓人明顯感覺到堅持不懈學習對他的幫助作用。

近平同志從軍辦到正定，這本身就是“從頭學起”。走路要從第一步邁起，工作也應該從基層做起，基層工作對領導干部成長的鍛煉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當時在“勤”和“儉”這兩個方面是如何做的？

朱博華：先說說“儉”吧。初到正定，近平同志給大家留下的是這樣的印象：一身半舊的綠軍裝，還有一條半舊的軍被，一條打了多處補丁的褥子。這條褥子成了他不離不棄的“伙伴”。苦以勵志，儉以養德，當時正定縣委機關簡朴的辦公條件，正好為他提供了磨礪的環境。

十多平米的一間平房，一張三屜桌、一個文件櫃、兩條凳子，一張床板、一個臉盆架、一個暖水瓶、一個電燈泡，這便是他辦公室兼宿舍的全部裝備。到了冬天，只是多出一個取暖的爐子和一個燒水的鐵壺。

吃飯，一日三餐在機關食堂，一樣的排隊打飯，一樣的三五一群打地攤。來晚了就沒菜了，一樣的兩個饅頭一塊鹵豆腐，縣委書記也同樣待遇。

他在生活上“習以為苦”，工作上“勤以為常”。大院的晚上，最后滅燈的總是他那扇窗戶。要下鄉了，一輛半舊的二八自行車，就成了他使用率最高的交通工具。下村裡調研，和群眾聊天談話，往往就在田間地頭進行，沒有那種繁文縟節和刻意安排。縣委常委會議事，很多時候都是選擇大家下基層調研回來后的晚上時間。

他的作風非常朴實。下鄉吃飯一定要在鄉鎮食堂，而且糧票、飯費一定要如數交納。他的客人他自己掏腰包接待，常常是幾段香腸、一碟花生米、一瓶老酒。公務接待，是以缸爐燒餅、豬頭肉為主打的便餐，或者干脆就是飯菜合一的一盤餃子。一年之中大團圓的春節，也只是一場機關團拜活動的“公務消費”。

採訪組：我們採訪這幾天總能聽人談起習近平同志的“正定戰略”，請你們從各自了解的角度講一講，他是如何讓正定這個“高產窮縣”打了翻身仗的？

王志敏：正定是一座很有名氣的古城，也是一個很有名氣的“高產窮縣”。在計劃經濟年代，正定糧食畝產“上綱要”“過黃河”“跨長江”，在全國出了大名，被樹為一面高產紅旗。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的改革開放年代，傳統的模式明顯適應不了全新的形勢。正定新的發展路子怎麼走，對於近平同志來說是一個亟須解決的現實課題。

處在改革開放的三岔路口，是抱殘守缺還是更新觀念，是小打小鬧還是大刀闊斧，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還是進行統攬全局的戰略設計，在這一系列問題面前，近平同志作為正定的領航掌舵者，從戰略思維的高度，明確而堅定地選擇了后者。

為了從時間、空間、地域三個維度上理清情況，近平同志在工作之余，連續幾個月查古史、摸實情，對於正定千年之史、百裡之域的基本情況有了一個總體了解。

在此基礎上，他和縣委、縣政府領導，通過下基層解剖典型，通過走出去請進來借鑒先進經驗，對全縣工作進行了全面梳理和系統分析，弄清了正定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症結，看准了主要矛盾，在工作實施上堅持做到了謀之於本、謀之於重、謀之於宏、謀之於遠。

謀之於本，就是謀經濟社會發展之本。當時正定縣的情況是，經濟無強力，民不富﹔文化無活力，城不名﹔社會無發展，業不達。有的只是虛火和浮名，離真正的強縣富民差了十萬八千裡。守著金碗卻沒飯吃，成為正定元氣不足的症結所在。謀其本，就是謀正定問題的根本，發展的根本，敢於從軟肋開刀，從痼疾下手，找到能夠讓正定活起來、強起來、富起來的路子。正因為明確了這種思路，才有了全局性的方向探索、道路研討、結構調整和產業發展藍圖，才有了正定經濟從根本上培植元氣的規劃和部署。

謀之於重，就是謀經濟支撐之重。正定的傳統農業，一直是金雞獨立狀態，沒有堅挺的脊梁。突破傳統，更新觀念，大力發展工副業，才有了農業經濟與副業經營兩條腿走路。縣鄉工業的逐步壯大，才有了縣域經濟農、工、副的三足鼎立。內貿外貿發展起來了，才有了農、工、副、貿的四足方鼎。經濟支撐由一而為四，架構比較完整了，筋骨日益強壯，血肉日益豐盈。在3年多時間裡，全縣上下共同奮斗，1985年工農業總產值達到2.4億元，比1982年翻了一番還多，卓有成效地開始從農業傳統模式向現代經濟結構的轉軌。

謀之於宏，就是謀發展大勢之宏。改革開放初期，對於思想偏於保守的正定來說，缺乏大視野、大方向，借外勢、造內勢、迎趨勢，成為全縣工作的重中之重。於是，縣委、縣政府領導班子就步調一致地帶領干部群眾，在全縣形成了不落人后、敢領潮流的大干快上局面。思想觀念的突破，自然成了正定改革開放的先導。

謀之於遠，就是謀持續發展之遠。在當時，雖然還沒有可持續發展這樣明確的提法，但在全局工作謀劃中，已經實際地關注到持續發展、長遠發展這個層面了。從產業結構上說，明確提出要擺布好三個產業的關系，穩定發展第一產業，努力發展第二產業，積極開發第三產業。從兩個文明建設上，強調要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兩手抓、齊步走，不能形成跛腳，跛腳走路是走不好也走不遠的。還有一個方面，就是謀經濟發展不以犧牲環境為代價，既看重經濟發展的實際利益，更看重保護環境的長遠利益。就這樣，正定初步形成了三個產業協調發展、“兩個文明”和諧發展的可喜局面，有了教育、文化、旅游等多項成果的收獲，特別是省會水資源地選址正定，更是為當年的環境保護做出權威鑒定。

因為秉持戰略思維，讓正定發展從一開始就有了一個大思路、大格局，對當時來說這是一個好開端，對於后來則是奠定了一個好基礎。這是正定贏得未來的寶貴思想條件。

採訪組：引進人才是習近平同志在正定期間大力推動的一個舉措。請你們談談當時正定的人才政策，以及他和縣委班子都做了哪些具體工作。

朱博華：近平同志在正定工作期間，領導縣委班子在人才問題上有很大的作為，營造出了一個大氣象。

經濟發展，關鍵在人才。近平同志與縣委、縣政府的領導看到，各地發展路子不同，有的念“山海經”，有的念“草木經”，正定沒有特別之經，就是缺人才。於是他們就把人才和發展聯系起來，在正定這塊土地上念起了“人才經”。

這本經，還真是讓近平同志和縣裡的領導念大了。從縣內到縣外，經過反復計議、謀劃，通過內用、外招、上請、下挖、近補、遠育6個渠道，用大氣力解決人才問題。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