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平一向都嚴格自律”

採訪對象：王幼輝，1934年11月生，江蘇丹陽人，九三學社成員。1981年任正定縣副縣長。1983年任河北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后任河北省副省長、省政協副主席。2003年退休。

採 訪 組：記者 邱然 陳思 黃珊

採訪日期：2017年2月27日

採訪地點：石家庄市王幼輝家中

採訪組：王幼輝同志，您好！您大學畢業后就在正定縣工作了，習近平同志1982年來正定工作的時候，您任副縣長，應該是正定最早接觸並與他相識的同志之一吧？

王幼輝：是的，我1957年大學畢業后來正定縣工作。近平1982年初來到正定的時候，我是分管農業的副縣長，確實算是和他認識比較早的同事。到現在，我還記得第一次和他見面的情景。

那一天，我正在石家庄地區英語學習班學習，縣裡給我打來電話，叫我馬上回去開會。回去以后，我們縣領導和地區的領導都坐在一個會議室，談一個技術引進的事情。進了會議室，我就發現有一個“當兵的”坐在我對面。他年紀不大，一身舊軍裝，穿得很土，腳上穿個大頭鞋，活像個部隊炊事班的班長。我很奇怪，怎麼有個當兵的來參加我們的會議？

我就問坐在我旁邊的地區徐副專員：“那個當兵的是誰呀？”

徐副專員說：“這是習仲勛同志的兒子習近平，到你們縣來當副書記。”我恍然大悟：哦，原來這個“當兵的”就是習近平。

近平當時任縣委副書記，在工作上受縣委馮國強書記的領導。我們縣領導班子的同志知道近平是大干部的兒子后，當時有一位縣長就說：“中央大官的子弟，我們怎麼相處？”

近平自己很注意，他不希望因為這個和大家產生隔閡。在正定，那時候領導干部和普通干部共用一個食堂，我們在食堂打飯，不管職務大小，都按照先來后到排隊，打完飯以后，大家就在院裡的大石灰板上吃飯，蹲著吃，邊吃邊聊，哪個干部都不搞特殊。近平從中央軍委辦公廳到正定來，“入鄉隨俗”，很快就和大家打成一片。

從那次見面以后，我們在一起工作，很快也就熟悉了。近平剛到正定的時候不滿29歲，我比他大十幾歲。雖然年紀相差很大，但我們思想上比較一致，平時很談得來。

1983年，我到省裡以后，馮書記也調到地區工作，近平擔任縣委書記。他是正定縣的第十任縣委書記，也是最年輕、文化程度最高的一任縣委書記。

雖然年紀輕輕就當了這麼重要的官，但我從來沒有見他發過火，也從來沒有見他跟誰拍過桌子、瞪過眼睛，他一向都非常和氣，平易近人，這讓同志們都感到很親切。他本來就是這麼一個人，從來就是這個樣子。跟他在一起相處，我從不覺得拘束。

有一次開會，我跟省委組織部的一位同志聊天，他跟我講，習近平剛決定從中央機關到正定來的時候，本來想從基層干起，當個公社黨委書記，但當時省委組織部考慮到，從中央下來的干部安排得太低也不行，就讓他當正定縣委副書記了。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剛來正定的時候，分管哪些工作？請談一談他剛接手工作時，給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王幼輝：近平到正定以后，精神文明建設是他分管的工作內容之一。在這方面，他干了很多實事，其中之一就是公路治理問題。

正定縣是個交通四通八達的地方，從這裡到無極、石家庄、滄州，公路上來往的車輛很多，但是那時的公路非常臟亂差。社員經常在公路上佔地堆糞、晒麥子，汽車就隻好繞著走。還有人為了鋪設管子澆地，就在公路上挖溝。路邊的私搭亂建也很嚴重，有很多破破爛爛的小棚子、小店，缺乏管理。還有，路邊的樹木也被人盜伐了不少。公路疏於治理，長期處於這種亂象，由此導致的交通事故很多。

近平為了抓好公路治理，動員各個部門，包括農業、商業、公安等系統，督促四大班子齊抓共管。他持續抓了一年多，公路上的這些問題都得到了解決。一直持續很多年臟亂差的公路，近平一來總算給弄干淨了。

採訪組：您當時是主管農業的副縣長，對於農業大縣正定來說，農業、農村、農民這“三農”應該是縣裡工作的重中之重，習近平同志當年和您一起配合工作的時候一定很多吧？

王幼輝：是的，我們兩個工作上配合很多，經常在一起談工作，也經常一起下鄉。正定縣當時有25個公社、220多個大隊，近平對我說：“你在正定待了那麼長時間，又是學農的，肯定跑遍全縣了。”我確實對情況比較熟悉，所以近平下鄉，就經常和我結伴同行。

縣委當時有吉普車，但近平跟我講：“咱們還是騎自行車下去好，這樣可以多看看。”

這樣，我們平時基本都是騎自行車下鄉。出發前，近平囑咐我說：“咱們下去，你還是不要提我父親的名字，就說我是復員軍人，來當副書記就行了。”

近平當時考慮到，工作是工作，和個人背景是兩碼事。實實在在干好手頭的工作是最重要的，如果工作做得不咋樣，別人知道自己是高干子弟，反而會看低自己。

我們騎自行車下鄉，隨走隨看，主要是看庄稼長勢。到了公社，就向公社抓生產的主任了解情況﹔到了大隊，就向大隊抓生產的干部了解情況。近平在鄉下調查的時候，除了問生產以外，還經常問社員家裡的情況。他很喜歡和老百姓聊一些家常話，大家都覺得他這個人很隨和，很親切。后來，據當時縣委分管農業的副書記閆書章告訴我，近平在正定短短3年內，騎著自行車跑遍了全縣所有公社、所有大隊。

我們一般在公社吃飯。近平很自律，到了大隊，他都會吃“派飯”，吃完之后抹抹嘴，說聲“謝謝”，按照規定交半斤糧票，再交一毛五分錢。下午繼續走鄉串村工作。

有一次，我們到東權城公社下鄉，吃飯時，有5個公社書記，還有縣委宣傳部的工作人員。那天的菜也很簡單，有一盤豬耳朵、一盤拌豆腐，這麼多人吃這兩個菜。主食就是一人一碗面條。東權城公社書記還拿出一瓶酒來給大家喝，近平一口也沒喝。吃完飯以后，近平自掏腰包請客，拿出10塊錢給了那位公社書記。公社書記笑笑說：“這些飯哪裡用得著10塊錢？我還倒賺幾塊錢。”

採訪者：請您具體講一講，習近平同志當年是怎樣摘掉正定“高產窮縣”帽子的？

王幼輝：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基本上我們全縣的領導干部以及20多個公社書記都抓農業工作，“單打一”。至少我參加的多數會議，主題就是農業。我本人是專抓農業的，在正定縣工作了26年。值得自豪的是，我們正定的農業，在全省都是出了名的。

我們正定縣有45萬人，種了30萬畝糧食。那個時候，省裡提出“500斤過黃河，800斤跨長江”。我們是全省第一個“跨長江”的縣，還寫了一本《渡江記》的小冊子。

那時候正定在全省是非常有名的高產縣，大家都到我們這裡來學習。可實際情況怎麼樣呢？人們生活水平並沒有什麼提高。永安公社的三角村是正定縣“農業學大寨”的典型，村干部給我說：“幼輝，你別看我們高產，村裡有的戶還要到無極縣買山藥干吃。”

我聽后大吃一驚：“還要到無極縣買山藥干吃？咱們的糧食不夠吃啊？”

他說：“都上交了，上交得太多了。”

我們30萬畝的土地種糧食，總產量是2.4億斤，畝產是800斤。這2.4億的產量，要上交7600萬斤，剩下1億6400萬斤再分給老百姓，每人不到400斤。這些糧食，還是原糧，是帶殼稱的，而且就這些糧食，除了人吃還要喂馬，還要留下一年的種子，社員的口糧的確不多。近平說，正定是“高產窮縣”。這話雖然不好聽，但說的卻是實情。他很直接地提出來，這個上交數量不合理，老百姓負擔太重。

他向省裡領導提意見說：“我們是‘跨長江’的第一個縣，但是我們老百姓吃飯還成問題呢！”后來，上級領導經過調查研究，感到正定確實是上交太多了。考慮到正定的實際情況，決定給減掉2800萬斤。這樣，我們人均一下子多了不少，老百姓吃飯問題就比過去好了不少。

群眾拍手稱快，夸贊說：“到底是北京來的干部，近平這小伙子魄力真大！”其實，農民負擔過重的情況，縣委、縣政府的領導同志並不是不知道，但別的干部沒有這個膽量向上級反映，近平就敢，這就表現了他實事求是和敢於為群眾擔當的精神。

採訪組：剛才您講到，初次見到習近平同志的時候，他穿著一身舊軍裝，很“土”，那麼他平時的生活都是這樣簡朴嗎？

王幼輝：近平時時處處都在為群眾謀利，他自己的生活卻特別簡朴。我到省裡工作以后，他到石家庄來看我，我們從來沒有上過一次飯店。快到中午的時候，11點半左右，他就走了。正定離石家庄也就半個小時的路程，他回到正定正好吃午飯。

其實我完全可以領他在省政府招待所吃飯，但他到點准走，不願意給我添麻煩，我也從不留他，老朋友之間沒必要那麼客氣。但我到正定去，他就留我吃飯了。有一次，我到正定去看他，快到中午了，他說：“你今天在這裡吃飯吧。”

當時，近平已經是縣委書記，我是省人大常委會副主任，但他沒有給我們開小灶。他自己掏錢買了一個魚罐頭、一個牛肉罐頭，又抓了兩把米，放在一個很小的鋁鍋裡，用煤油爐蒸米飯。那個鍋很小，最后蒸出來就是每人一碗飯。他對我說：“就這些啊，多了就沒有了。”沒有湯，我們就一人倒了一杯白開水喝。不過，這頓飯我們還是吃得很開心。其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