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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平同志與我是布衣之交”

——習近平在廈門(十二)

2021年09月26日10:14    來源:學習時報

採訪對象:陳慧瑛,女,1946年生於新加坡,歸僑,散文作家、詩人、教授。1967年廈門大學畢業后到太行山插隊勞動6年,1978年至1988年任《廈門日報》社文藝副刊主任編輯、記者,1988年至2007年任廈門市人大常委、僑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員會主任,1992年至2002年任福建省人大代表。

採 訪 組:沈凌 路也 胥晴

採訪日期:2017年6月3日

採訪地點:廈門市陳慧瑛家中

採訪組:陳主任您好!習近平同志在廈門任副市長期間,您是《廈門日報》社文藝副刊主任編輯、記者。您和他是怎樣認識的?請您談談你們第一次見面時的情形。

陳慧瑛:近平同志是1985年6月從河北省正定縣來廈門任副市長的。對這位年輕的副市長,我有著真誠的崇敬和刻骨銘心的記憶。

1985年,我已經在《廈門日報》社工作了8年。因為當時特區剛剛興起,我在副刊當文藝編輯,一邊做編輯工作,一邊主動採寫新聞當記者,幾乎每周都有一篇比較大的文章刊登在《廈門日報》上,當時很多人喜歡讀我的文章。那年冬天的一天,分管文教宣傳工作的近平同志來到深田路46號《廈門日報》社,問遇到的人:“陳慧瑛同志在哪裡?”人家告訴他我在5樓,他就噔噔噔地上樓來。見到我以后,人家給他介紹:“這就是陳慧瑛。”他聽了,很高興地伸出手來和我握手,滿面笑容地說:“你就是老陳啊!你的報告文學、散文還有散文詩都寫得很好,我很喜歡,你為宣傳特區的人和事做了很多工作。”

近平同志來到廈門的時候是32歲,當時的我還不到40歲。見到一位素昧平生的年輕人這樣鼓勵我,我也不知道該如何回答。我本以為他是來投稿的,報社的同仁告訴我,這就是習副市長。他穿著白襯衫和外套,很帥氣、很年輕,個子很高。我們簡單聊了一會,發現他非常和藹可親,言談儒雅,很熱愛文學,對古今中外的文學著作非常熟悉,令我十分敬佩!由此,開啟了我們之后幾十年的“布衣之交”。

直到現在,我和近平同志一直保持著聯系,包括和彭麗媛同志——當時我叫她小彭,現在叫她彭主席,因為她是全國文聯的副主席,我的本職工作是市人大僑港澳台外事宗教民族旅游委員會主任,也是廈門市連任五屆的文聯副主席、作協主席。近平同志在福建將近18年的從政歲月裡,由於工作、生活上接觸的方方面面,我對他既具有雄才大略、又特別珍重情義的特質,有著極為深刻的記憶。

採訪組:習近平同志非常喜歡讀書,也愛好文學。他和您有過文學方面的交流嗎?

陳慧瑛:近平同志剛到廈門的時候還是單身,業余時間就邀請記者、作家、文學青年在一起,談文學、談藝術。他博聞強記、學識淵博,和大家親密無間,我們也從不把他當官員看待。他自己也寫詩、隨筆和小說。你們可能想象不到,他竟然寫過電影劇本。

1986年初春的一天,時任北京《中國工人》雜志社主編的郭晨同志是位作家,也是我的朋友,從北京到廈門來,除了向我約稿,還請我帶他去見近平同志,他們原來就曾相識。

《廈門日報》社在廈門深田路,近平同志住在圖強路,離得很近,拐個彎就到了。到了他家,我們交談甚歡,談文學、談藝術,談北京、談廈門,可謂無所不談。后來了解到在北京工作時,近平同志和郭晨一起創作了一部電影文學劇本,名叫《基督醫生》,分6期連載在1986年5月至6月的《廈門特區文學報》上。

採訪組:請您講講習近平同志當時關心文藝工作者的故事?

陳慧瑛:近平同志對文藝工作者確實非常關心。我就講兩個我自己親身經歷的小故事,一個是要車,一個是要房。

1986年冬天,廈門市文聯主席對我說:“我們文聯從解放初到現在,幾十年了一輛公車也沒有,年紀大的藝術家們每次開會、參加活動都很不方便,特別是遇上刮風下雨就更麻煩了。你和習副市長熟悉,能不能請你將情況報告給他,讓他給文聯批一部工作用車。”我當時兼任市文聯副主席,覺得這也是分內之責,就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向近平同志請示。沒想到他一聽,馬上露出非常關切的表情,問我:“真的幾十年都沒有一部公車嗎?”我回答,確實沒有。他說,那就請文聯寫個報告來吧。后來,他真的把文聯的報告批給市財政局。兩周之后,市文聯就領到了第一部公車——12座的豐田面包車。

過了不久,市文聯又希望通過我向近平同志給文聯申請幾套福利房。本以為剛剛要了車,又去要房,他會拒絕。可沒想到,近平同志很認真地向我了解市文聯現在各級干部住房情況和具體困難,然后就在市文聯的報告上作了批示。大概一個月左右,市裡就為文聯劃撥了3套職工用房,一套給了文聯的老主席,一套給了資深的老編輯黃登輝同志,還剩下一套分給一名新來的職工。

採訪組:您說您和習近平同志是布衣之交,您能說說你們之間的一些交往細節嗎?

陳慧瑛:最能體現我與近平同志布衣之交的,就是我兩次為他送行的事情。

第一次是1988年,他調離廈門前往寧德工作的時候。

有一天,我到漳州市龍海縣採訪,大概晚上6點左右,當地同志告訴我,縣委辦有我廈門來的長途電話。我一聽,以為家裡有事,急忙趕到縣委辦公室,拿起電話,問:“您是誰啊?”電話那頭傳來近平同志的聲音:“是我,我打電話來向你告別。”我先問他怎麼知道我在龍海,他說他打電話到我家,我愛人老吳告訴他我到龍海來採訪了。他跟我講:“組織上要調我到寧德去,明天就走”。

我一聽馬上就說:“那我趕回去為你送行!”但近平同志說:“龍海開船要有潮水,明天要下午漲潮時才能開船,我明天上午就離開了。陳大姐,以后你到寧德來看我吧。”為了能趕回廈門送行,我決定連夜乘車,取道漳州回去。第二天一早6點多,我趕到圖強路近平同志宿舍。他一看到我,快步走過來,兩手與我緊緊相握,又驚又喜。正式分別時,近平同志一再囑咐說:“大姐,到寧德來看我!”那一刻他很淡定,很平和,我在他的目光裡面看出了他對廈門這片土地的眷戀。

第二次送別是在他從福建省長任上調往浙江時。2002年10月10日上午10點多,我正在市人大辦公室上班,忽然接到近平同志秘書打來的電話,說:“省長交代我告訴你,明天中午一點鐘,他就乘飛機去杭州上任了,今后你去浙江,一定要去看他。”我就問他,習省長去了浙江還是當省長嗎?秘書告訴我,任代省長。

我聽了之后,真的是一則以喜,一則以憂。畢竟浙江與福建相比是江南大省,這是榮調,我真誠地為他高興﹔但是如此愛民、如此優秀、如同親人一般的近平同志要離開福建了,我心中的留戀和難過,也實在言語難表。當時廈門還有一位同志聽說了近平同志要去浙江的消息,與我約定一起去送行。第二天清晨,我們從廈門趕到福州,在省委大院見到了近平同志。他握著我的手說:“大姐,你來了我很高興。”隨即交代秘書去沏茶。他又說:“大姐,我要到杭州去了,不知道你有什麼指導意見?”我說:“不敢不敢。我們冒昧從廈門趕來,您臨行前又百務交集,我們看你一眼就走。”他連說不著急,又請我們喝茶。隨后,他讓秘書給我們照了合影。

採訪組:請您談談您與彭麗媛同志是怎樣結下深厚文緣和友誼的?

陳慧瑛:我與彭麗媛的文緣和友誼,起於近平同志幫我請彭麗媛來廈門演出。

1988年10月,廈門市人民廣播電台和廈門悅華酒店決定聯辦“我愛廈門”文藝晚會,在准備邀請的中國歌壇精英的群芳譜上,第一位就是彭麗媛同志。可是電台台長、副台長兩次到北京去邀請,要麼是彭麗媛正忙,要麼就是失之交臂,非常遺憾。

他們知道我和近平同志熟悉,就上我家來說:“慧瑛同志,請你給習書記打個電話,讓他幫我們請彭麗媛同志到廈門來演出吧。”雖然有些畏難情緒,但我還是抱著試試看的心態,在家用座機給近平同志打了電話。

近平同志接起電話,聽我講了事情的原委之后說:“你電話打得真巧,小彭昨晚剛從北京回來探親。我一定讓小彭去。”然后他舉著電話,對身邊的小彭講:“大姐來電話了,請你到廈門去演出,我替你答應了。”隨后又讓小彭來跟我講電話。我和小彭通電話的時候說:“廈門人民特別歡迎你呢!明天就派車子去接你過來。”彭麗媛連說:“不要不要,千萬不要,我就坐大巴去。”我說那怎麼行,從寧德到廈門要8、9個小時的長途汽車呢。但她還是堅持,說:“大姐,別勞民傷財了,我就搭長途汽車去!”

果然,第二天下午大概五點多鐘的時候,小彭就坐著大巴風塵仆仆來到廈門,我和我愛人老吳、還有電台台長一起去長途汽車站接她。我們一再問她累不累,她笑呵呵地連連擺手,說:“蠻好的,不累!不累!”這位風靡九州,飲譽歐、亞、美幾十個國家的著名歌唱藝術家,留給我們廈門人的印象是親切、朴實的,一點沒有名人的傲氣和架子,所以,我們和她的心一下子就貼近了。

晚會上,彭麗媛唱了《在希望的田野上》《蘇三起解》《掌聲響起》,她每唱一支歌都是掌聲不斷,一再謝幕都下不來,隻好一支歌一支歌接著唱。廈門的百姓不論男女老幼,全都沉浸在藝術海洋裡,深深感受到她的歌聲裡充滿溫情,充滿愛意。那一天,掌聲雷動、萬眾歡騰的場景,至今仍然歷歷在目。

那次演出臨別時,彭麗媛對我說:“我愛廈門,廈門是我的第二故鄉,這兒曾經留給我許多美好的回憶和難以忘懷的往事,將來我一定爭取機會,再來向廈門人民獻歌。”她評價說廈門的觀眾是一流的,她走過很多地方,很少看到一個城市具有這樣廣泛的富有藝術氣質的觀眾。

採訪組:我們知道,您后來還為彭麗媛同志寫作了《亭亭玉荷溢芳馨》一文,請您講講這篇文章的由來吧。

陳慧瑛:說起《亭亭玉荷溢芳馨》這篇文章的由來,我先要說說近平同志和彭麗媛那段感人至深的婚戀。現在所有談他們倆婚戀的文章,大都是從我30年前撰寫的這篇文章脫胎而出。

1988年10月那次與彭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