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是歷史的創造者，人民是真正的英雄。波瀾壯闊的中華民族發展史是中國人民書寫的，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歷久彌新的中華民族精神是中國人民培育的，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是中國人民奮斗出來的。2018年3月2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第十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的講話中，深刻闡述了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賦予了偉大民族精神以新的時代內涵。如今，中國人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目標，比歷史上任何時候都更有信心和能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行百裡者半九十。越是關鍵時期，越不能自滿和懈怠，越要發揚民族偉大精神，唯有如此才能夠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為深刻把握、領會習近平總書記關於“四個偉大精神”的內涵，本刊特邀請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的專家學者分別就偉大創造精神、偉大奮斗精神、偉大團結精神、偉大夢想精神，分四期進行深入淺出的解讀，以饗讀者。

從大歷史看中華文明創新與發展

創新始終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發展的重要力量，也始終是推動人類社會進步的重要力量。創新精神在中國有久遠的歷史，《周易》中說，“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中華文明歷來注重自強不息，革故鼎新。正是這種“變則通”的思想與中華民族居安思危、未雨綢繆的憂患意識相碰撞，形成了中華民族的創新精神。

中國人民的創新精神，充分體現在中國傳統社會歷朝歷代的革新變法之中。翻開中國歷史，人們會發現這樣一個事實：歷代凡有所作為的政治家、思想家都反對因循守舊，泥古不化，在不斷變革創新中尋求國家與社會發展的道路。戰國時期有商鞅變法﹔趙武靈王實行“胡服騎射”的創新﹔西漢晁錯的變法﹔漢朝皇帝劉徹獨尊儒術的改革﹔由隋煬帝開創的科舉制度﹔北宋有王安石變法﹔明代有張居正變法﹔近代有清朝“戊戌變法”。這些不同時代的革新運動，無論出發點如何，無論成敗與否，都充分體現了中國人“變則通”的創新思想。從這些革新運動以及推動革新運動的仁人志士身上，后來人可以觸摸到、感知到中華民族不畏艱難，不顧身家性命求革新的創新精神。

中國人的創新精神，更加突出地體現在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之中。博大精深的中華文明是中國人民創造的。中國人民在5000年歷史長河中，從思想到器物，從制度到文化，從藝術到科技，創造出了燦爛的歷史，創造出了輝煌的文明。在思想上，先后產生了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墨子、孫子、韓非子等聞名於世的偉大思想巨匠，他們提出的“協和萬邦，四海一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等社會理想願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兼愛非攻”“和而不同”等社會治理方案，“天人合一”“合同異、離堅白”“齊物論、逍遙游”等思維方式，不僅深刻塑造了數千年的中國現實世界和精神世界，還將繼續深刻影響並塑造未來的中國與世界。在科學技術上，發明了造紙術、火藥、印刷術、指南針等深刻影響人類文明進程的偉大科技成果，在天文、算學、醫學、農學等多個領域創造了累累碩果，為世界貢獻無數科技創新成果，對世界文明進步影響深遠，貢獻巨大，也使我國長期居於世界強國之列。在改造客觀世界方面，建設了萬裡長城、都江堰、大運河、故宮、布達拉宮等氣勢恢宏的偉大工程。在文化藝術上，創作了詩經、楚辭、漢賦、唐詩、宋詞、元曲、明清小說等偉大文藝作品，書寫了《格薩爾王傳》《瑪納斯》《江格爾》等震撼人心的偉大史詩。悠久燦爛的中華文明，不僅推動中華民族一代又一代繁衍發展，而且培育了共同的價值理想和情感精神，成為凝聚中華民族的精神紐帶。

輝煌燦爛而又獨具創造性的中華文明，一方面推動了中國社會的不斷變革與發展進步，另一方面又通過歐亞大陸傳播影響到整個世界的發展。在人類文明發展史中，古代中國在科技交流中經常是以捐贈者的身份，向歐亞大陸傳播其科技發明，進而影響世界文明的發展。這向世人展示了中華民族開放的思想、活躍的思維，以及驚人的創造力。

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無不因創新而興，也無不因守舊而衰。在人類文明史上，中華民族憑著偉大的創造精神，曾引領世界發展幾千年，走在人類文明發展的前列。世界各國學者普遍認為，直到16世紀，中國的經濟文化發展水平仍居世界前列。18世紀與19世紀的交叉點，是中國歷史坐標系上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轉折點，也是中華文明由強盛走向衰落的一個歷史拐點。落后就會挨打。自1840年之后，由於西方列強的入侵，由於封建統治的腐敗，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山河破碎，生靈涂炭，中華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苦難。不可否認的是，中國近代以來之所以積貧積弱、任人欺凌，一個重要的因素就在於屢次與科技革命失之交臂，沒有把先進知識應用到經濟社會發展中。“康乾盛世”歷來為人們所贊嘆，然而隻要將“康乾盛世”放入歷史的長河中橫向比較一下，就會明白“盛世”在很大程度上只是“虛胖”和“幻象”。與康熙一朝同時期的歐洲社會，已進入科學史成就最高的時期之一，產生了培根、牛頓、笛卡兒等偉大的哲學家和科學家。康熙不可謂不好學，他經常同傳教士一天三四個小時關在房間，如同師生一樣相處，熟悉各類精密儀器，共同鑽研各門學科的知識。康熙喜歡數學，尤其是喜歡擺弄各種數學測量工具，如半圓儀、圓規、幾何多面體模型。據法國傳教士白晉回憶，康熙把業余時間放在學習數學上，一直保持了兩年時間。然而，被外國傳教士贊譽為“千古一帝”“萬古明君”的康熙皇帝，卻讓科學停留在一己的愛好之上，並沒有思考科學背后的方法論、世界觀，更沒能將西方的科學知識播撒到全國。統治者拒絕與西方工業文明“握手”，拒絕“分享”先進技術和知識，結果便有了那段不堪回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歷史。

在中華民族內憂外患、社會危機空前深重的背景下，具有偉大創造精神的中國共產黨誕生了。此后，中國共產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革命實際相結合，開創了農村包圍城市的革命道路，創造性地形成了毛澤東思想，最終實現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勝利，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中國共產黨緊緊依靠全國各族人民，發揚獨立自主、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弘揚中華民族偉大創造精神，迅速醫治戰爭創傷和恢復國民經濟，初步改善人民生活﹔實行土地改革，徹底廢除兩千多年來的封建剝削制度，人民成為土地的主人﹔推行社會革新運動，廢除舊婚姻制度，取締舊社會遺留下來的販毒吸毒等社會痼疾﹔順利完成社會主義三大改造，實現了從新民主主義社會向社會主義社會勝利過渡，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這是中華民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為當代中國一切發展進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礎，為中國發展富強、中國人民生活富裕奠定了堅實基礎。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建立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了社會主義建設的艱辛探索，領導人民展開了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逐步建立起電子、石油、原子能、航天等一批新興工業，把一個落后的農業國初步建設成為一個具有獨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的國家。這是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偉業。我國教育、科技與醫療衛生事業也取得長足進展，初等教育的普及使得中國的文盲大幅減少，高等教育發展為國家提供了建設人才﹔中國成功爆炸第一顆原子彈、第一顆氫彈，成功發射第一顆人造衛星，大大提升了中國國防現代化建設水平﹔城鄉醫療衛生條件大大改善，中國人的健康水平和平均壽命比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有了大幅提高，迅速甩掉了“東亞病夫”的帽子，一個初步繁榮昌盛的中國呈現在世界面前。從東亞病夫到站起來的偉大飛躍以鐵一般的事實証明，隻有具有偉大創新精神的中國共產黨才能救中國，隻有弘揚中國人民的偉大創造精神才能建設好中國！

偉大創造精神是中國改革開放新時期時代精神的具體體現。1978年底，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二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創造性地作出了對外開放、對內改革的戰略決策。這一時期，在真理標准問題的大討論中，中國共產黨重新確立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科學地評價毛澤東同志和毛澤東思想，打破了“兩個凡是”的思想禁錮，徹底否定“以階級斗爭為綱”的錯誤理論和實踐，實現了撥亂反正，確定了改革開放新時期黨的思想路線，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階級斗爭轉到經濟建設上來。正如鄧小平同志所指出：一個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如果一切從本本出發，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進，它的生機就停止了，就要亡黨亡國。解放思想，開動腦筋，實事求是，團結一致向前看，首先是解放思想。隻有思想解放了，我們才能正確地以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為指導，解決過去遺留的問題，解決新出現的一系列問題。鄧小平1992年南方談話在總結了改革開放初期經驗與教訓基礎上，深化了對社會主義本質的認識，創新性地提出市場經濟體制改革目標，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邁向新階段。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再次實現了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形成了鄧小平理論這一寶貴創新成果。它與毛澤東思想一樣，都是中國共產黨在實事求是基礎上發揚勇於創新的精神而孕育產生的，是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改革開放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實踐相結合的產物。

探索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同樣需要偉大的創造精神。20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國際局勢風雲變幻，蘇聯解體，東歐劇變，以江澤民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第三代領導集體審時度勢，謹慎應對。蘇聯解體及東歐劇變的歷史事實表明，把一國社會主義的具體實踐凝固化或照搬別國的社會主義經驗的做法，隻會窒息社會主義的生機和活力。社會主義中國的現代化建設，必須從中國的實際出發，不能將別國的經驗模式化。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認識，中國共產黨堅定不移地堅持改革開放，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創新是一個民族進步的靈魂，是一個國家興旺發達的不竭動力，也是一個政黨永葆生機的源泉。黨的十七大報告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是改革創新的事業，要把改革創新精神貫徹到治國理政各個環節，毫不動搖地堅持改革方向，提高改革決策的科學性，增強改革措施的協調性。同時，黨的十七大通過的黨章直接寫入“以改革創新精神全面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在推動黨和國家事業不斷發展的偉大實踐中，中國共產黨繼提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后又提出科學發展觀，一次又一次實現了黨的指導思想的與時俱進。

中國人民偉大創造精神，推動中國社會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經過近70年的建設改革發展，我國國內生產總值達到82.7萬億元，佔世界經濟比重15%左右，對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城鎮化率達到58.5%，中國已經毫無疑義地成為全球性大國，屹立於世界東方。特別是改革開放40年來，居民人均收入以年均超過8.5%的增長速度大踏步前行，這是世界500余年來未曾有過的發展奇跡。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與時俱進、求真務實，堅持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緊密結合新的時代條件和實踐要求，以全新的視野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進行艱辛的理論探索，取得重大理論創新成果，形成了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中國共產黨把創新作為驅動國家發展的戰略，推動創新型國家建設不斷邁上新台階。近年來，天宮、蛟龍、天眼、悟空、墨子、大飛機等國之重器的相繼問世，就是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最新科技成果。中國創造改變著中國，影響著世界。中國人民創造了復興的道路，這就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道路不是簡單延續我國歷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簡單套用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設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國家社會主義實踐的再版，也不是國外現代化發展的翻版，而是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自己的發明創造。正是這條道路，讓一個飽受外族欺侮的國家不僅站了起來、發展起來，而且開始了邁向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強國的新征程﹔正是這樣的道路，讓佔世界近1/5人口的社會民眾不僅已經實現總體小康，而且即將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當西方社會因其制度性的危機或自怨自艾或遷怒他人的時候，正是這條道路讓中國“風景這邊獨好”。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在幾千年歷史長河中，中國人民始終辛勤勞作、發明創造。今天，中國人民的創造精神正在前所未有地迸發出來，推動我國日新月異向前發展，大踏步走在世界前列。隻要13億多中國人民始終發揚這種偉大創造精神，我們就一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又一個人間奇跡！

新時期農民的“三大創造”

1978年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在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精神的鼓舞下，中國農民在黨的領導下，創造性地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自發實行“村民自治”基層民主模式，推動“鄉鎮企業”異軍突起。這三大創造，是中國人民偉大創造精神在改革開放實踐中最生動、最具代表性的體現。

改革開放之前，中國農村的貧困狀況相當嚴重，全國有2億多農民處於吃不飽、穿不暖的境地。不僅貧困的農民渴望改變自己的命運，他們的生活狀況也使得一批“文化大革命”后復出的老干部深受刺激，因為讓人民過上富足的日子是他們早年參加革命時就懷有的理想。面對現實，人們不能不從改革中尋求出路。

自從1958年之后，中國農村實行了人民公社體制。這一體制的基本特征是政社合一，即人民公社既是農村經濟活動的組織者，又是基層政權組織。在這種體制下，生產隊是基本經濟核算單位，農民在生產隊內實行共同勞動，統一分配，無論種植什麼均由公社規定﹔而人們的收入，無論勞作是否努力，差別都不大。失去了生產自主性和積極性的農民，形象地把這種體制比喻成“吃大鍋飯”。

1978年，安徽省發生百年罕見的特大旱災，受災農民吃飯成了大問題。為了幫助農民渡過難關，中共安徽省委決定將集體撂荒的土地借給農民耕種，收獲歸自己所有。這一措施有效激發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結果不僅戰勝了當年的旱災，而且收獲超過正常年景。改革開放初期，受此啟發，安徽和全國一些地區的農民自發地嘗試一種新辦法，就是在堅持土地、農田水利設施等基本生產資料集體所有的前提下，農戶與生產隊簽訂合同，承包一定數量的土地或生產任務，並根據勞動成果取得收入。這種辦法后來被統稱為“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其具體做法各有不同，如“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農民的大膽嘗試首先得到中共安徽、四川等省委領導的支持，在這些地區得以推廣，並迅速取得增產增收的顯著效果。

知識鏈接：鳳陽“大包干”

安徽是一個農業大省，在“左”的路線指導下，長期沒有解決吃飯問題，每年都有大批農民外流討飯。

天公不作美，1978年秋，一場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災降臨在江淮大地上。鳳陽，這個安徽最窮的縣，也未能幸免大旱之災。1978年大旱荒，鳳陽人成群結隊地外流乞討，鳳陽問題引起了省委的關注。1978年的臘月二十七，離春節僅有3天，省委書記王光宇在鳳陽縣委第一書記陳庭元的陪同下來到梨園公社前王生產隊。展現在他們面前的是光禿禿的村庄，大片荒蕪的土地。村子裡的人很少，大都逃荒去了。王光宇看遍了全村11戶人家，竟有10戶清鍋冷灶，全無糧食。當他回到臨淮關火車站時，車站到處是被遣送回來的難民，淒涼之狀，目不忍睹。

農村淒涼的景象深深地觸動了一起陪同考察的陳庭元。出於一個共產黨員干部的職責與良知，出於對老百姓的深厚情感，1979年，他就暗中支持馬湖公社黨委書記詹紹周搞“包產到組、聯產計酬”。可以想象，這種做法在當時要冒多大風險！當馬湖公社“分組作業、包產到組、以產計工、超產獎勵、減產賠償”的做法不斷傳開，同時也招來眾多指責的時候，陳庭元作出了“不宣傳、不推廣、不制止”的決定，核心是“不制止”。這是一項將農民對土地的投入和經營與產出的物質利益初步直接挂鉤的開拓性嘗試。利益機制被啟動了，農民蘊藏已久的積極性像地下的石油一樣噴涌而出，形成不可抵擋之勢。

“包產到組”在實踐中產生了極為明顯的效應，但它並沒有完全突破“三級所有，隊為基礎”這種“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體制。人們越來越不滿足於這小小的成功，他們渴望著更大的“自由”，迫切需要1961年那樣的一家一戶的“責任田”。這一願望在鳳陽的小崗生產隊秘密地實現了。

小崗生產隊共18戶人家，幾乎家家都當過隊長，還是窮得叮當響。現在，盡管“包產到組”